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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與完善添磚加瓦 ——趙俊臣經濟學研究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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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俊臣,男,1944年11月生于河南新鄭,云南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原所長、二級研究員,1998年獲國家級突出貢獻優秀專業技術人才。曾任云南省經濟學會副會長、云南省農村經濟學會副會長;昆明市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兼農業農村組長;曾先后受聘為國務院扶貧辦、商務部及世界銀行、聯合國開發署、聯合國環境署、兒基會,美國大自然保護協會,香港樂施會、德、英、澳大利亞、加拿大、荷蘭等政府多項援華項目的咨詢、評估和培訓專家。

  趙俊臣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課題3項,省委省政府課題16項,國際合作課題14項,橫向合作課題53項;出版個人專著12本,主編學術著作18本,聯合主編學術著作18本,發表文章680多篇;先后獲省部級科研成果獎16項。

  趙俊臣長期在經濟學領域耕耘,著述頗豐,創新學術觀點不少,特別是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的構建提出了若干獨到觀點,起到了添磚加瓦作用。此外,他能夠把學術觀點付諸實踐,并在實踐中概括出新觀點,是全國為數不多的知行合一的經濟學家。

  一、在全國最早一批研究個體私營經濟,提出個體私營經濟、攤販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命題

  1980年5月,趙俊臣完成《個體經濟簡論》講稿,后收入自選集《云南經濟發展探索》第一卷(云南科技出版社1998年9月昆明版);1981年4月,參與云南省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劉隆任主編、全國30多個學者共同編寫的中國第一部《中國現階段個體經濟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北京版),執筆第一章“建國以來個體經濟的基本情況”。后來又發表“關于個體轉手販銷的幾個問題”(《經濟問題探索》1983年第4期)、“關于長途販運和投機倒把的界限問題”(《云南社科動態》1983年第5期)、“保護個體經濟合法權利的幾個問題”(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1983年第7期),提出允許個體私營經濟存在與發展是國家一種“無奈”的選擇,但卻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特別是面對個體私營經濟競爭,一些中小型國有企業紛紛陷入經營困難,國家不得不出臺小型國有企業租賃經營、拍賣給個人經營的措施,趙俊臣及時修正“個體私營經濟補充論”,而用“平等發展論”代替。在先后發表的“談談小型國有企業租賃經營問題”(連載于《昆明日報》1986年3月31日和11月13、15、18、20日);“關于國有小型企業拍賣給個人經營的問題”(連載于《昆明日報》1986年11月27、29日);“云南私營經濟發展研究”,(《云南社會科學》1988年第6期);《流行私營經濟理論辯析》(《農村經濟研究》1988年第5期);《云南省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理論與實踐》(《云南社會科學》1995 年第 1 期),提出個體私營經濟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是次要組成部分或補充組成部分,是由其滿足社會成員中絕大多數弱勢群體需要的功能決定的;論證了個體私營經濟不但不是“每日每時產生資本主義”,而是代表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近期利益、長期利益和根本利益;在“攤販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愛思想2009-04-10)一文中,提出“在社會和政府都不能為弱勢群體提供就業崗位的大背景下,借口‘維護市容市貌’而不允許攤販利用街道經營是不道德的”。

  面對個體私營企業主的相對較高收入,趙俊臣用“管理者的收入”、“一部分機會收入”、“還有一部分屬于風險收入”來解釋。對予私營企業主占有雇工剩余勞動,趙俊臣除了同意學界“合理性”解釋外,還提出學費論,即被雇的雇工多數在私人企業里或多或少的學習到了一定的勞動技能,那些沒有學到勞動技能的雇工,一般也受到了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熏陶,誘發了他們的經營意識。這也就是說,雇工提供給雇主的剩余勞動價值,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學費。

  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趨勢,趙俊臣不同意傳統的觀點,即個體經濟必然要走向消亡,被公有制所代替,提出了“走向股份聯合”的新見解。

  二、在全國最早一批研究股份制,提出用馬克思的社會所有代替公有制的命題

  改革開放前,我們把股份制作為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征之一大批特批,以至于使其成為眾多禁區中的一個。改革開放后,北京大學厲以寧教授1981年在天津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第一次建議采用股份制,因而被社會尊稱為改革“厲股份”。趙俊臣受厲以寧教授的啟發,對股份制產生了研究興趣,于是從馬克思的股份資本理論到我國的企業股份制的全面改造,草擬了20篇文章提綱,于1983年開始寫作,先后成稿,至1985年《云南教育學院學報》發出第一篇,之后先后發表在:云南大學學報《思想戰線》1987年第1期《馬克思的股份資本理論和我國企業的股份化》,《云南社會科學》1986年第5期《聯合股份經濟——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的方向》;《云南師范大學學報》1988年第5期《由承包制租賃制過渡到股份制的必然性與條件》;《經濟日報》1988年2月14日《論勞動股》;《云南社會主義現代化文稿》1986年第9期《正確認識全民所有制企業股份化》,1989年第1期《當前試行股份制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經濟問題探索》1986年第9期《國有企業股份化可能出現的問題》;《云南財貿學院學報》1989年第2期《股份制與政企分開》);《中國勞動科學》1987 年第2期《關于按資金分配的幾個問題》等。云南省社會科學院郭正秉院長、何耀華副院長批準資助,他得以把文章匯編成《股份經濟的理論與實踐》,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1月出版。全書比較系統地闡述了股份經濟的理論基礎,我國實行股份制改造的意義、條件、途徑,股份制設置、立法等問題。

  趙俊臣認為,馬克思把股份公司看成是資本主義聯合生產的手段,其發展為共產主義生產方式提供了前提條件。馬克思的論述是從資本主義股份公司的兩個“揚棄”入手,即通過集資把分散的私人資本集中起來轉化為社會資本,私人企業轉化為社會企業,實際執行資本家轉化為經理,資本的所有者轉化為貨幣資本家。于是,這個資本主義生產連續發展的結果就必然成為兩個轉化的過渡點:一是資本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即聯合合起來生產者的社會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二是與資本所有權結合在一起的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轉化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社會職能的過渡點。

  趙俊臣的股份制研究有一部分是當時參加國內學界論戰的產物。如他與復旦大學著名教授蔣學模反對股份制的觀點:國有企業股份化后會出現“公有化程度降低”、股份化后會使“國家利益受到損失”、“企業股份化將產生食利者階層”、“企業股份化后老百性把窖藏貨幣拿出來買股票會引起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等,逐一進行商榷。文章在《經濟問題探索》1986年第9期發表不久,時任國務院經濟技術研究中心主任,后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長王夢奎和邢俊芳共同編輯、中國經濟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的《關于股份制》一書,原文收錄了蔣學模和他的文章。

  實踐中國有股一股獨大至今仍是困擾人們的難題,趙俊臣建議,可以用優先股的形式設置國有股。所謂優先股,是“普通股”的對稱,是股份公司發行的在分配紅利和剩余財產時比普通股具有優先權的股份。他的研究結論是,優先股可以保證國有資本保值增值,同時又克服了現有國有企業的政企不分、國有股一股獨大等弊端。

  面對我國個體私營經濟和國有企業為代表的所有制結構改革與發展的實際,國家啟用了“混合所有”新概念。趙俊臣主張用社會所有制代替公有制,其主要理由是,現有個體私人經濟中的一部分和絕大部分國有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都股份化了;而股份化正如馬克思論述的使“私人資本集中起來轉化為社會資本,私人企業轉化為社會企業”。趙俊臣預測,用社會所有制代替公有制,將是我們對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

  在股份制理論研究的同時,趙俊臣抽出精力為企業股份制改造咨詢,先后擔任組長,對云南省五金礦產化工進出口公司、昆明重機廠、云南輕型汽車集團公司、交通銀行昆明支行等進行研究,并對昆明五華大廈、昆明市百貨大樓、昆明機床廠、昆明重機廠等大型企業股份制改造,進行咨詢。其中,他提出的“管理層工作折股和職工勞動折股”、“企業使用國有土地作價后留作企業離退休人員保障”、“黨對股份制企業的領導是政治領導”等觀點,至今仍沒有過時。

  1994年9月,趙俊臣應邀帶領研究組,對云南省玉溪市北城鎮的25戶鄉鎮企業股份合作制改制情況,進行調查研究。在總結經驗的同時,對實踐中出現的集體股產權虛擬、企業創辦人特殊貢獻量化、職工勞動折股、股權流動、企業內部人控制、按勞分配與按股分紅等帶有普遍性問題,進行了論證。這一研究成果,匯集成《玉溪市鄉鎮企業股份合作制研究》,云南科技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為了在云南省全面推行鄉鎮企業股份合作制,經中共云南省委組織原部長孟繼堯批準,趙俊臣組織云南省社會科學院農村經濟研究所和中共云南省委組織部干部教育處處長林濤合作,連續舉辦4期“云南省鄉鎮企業股份合作制培訓班”,對全省縣市一級分管領導干部進行了理論與操作方法的培訓。

  1990年代初,為適應昆明市乃至云南省的股民炒股需要,趙俊臣創辦《云南證券報》,擔任主編。在創刊號上,他寫的“馬克思炒股票”,為股民們撐腰。之后,撰寫了40余篇評論,在宣傳以股份制為主要形式的現代企業制度方面,做出了努力。

  三、在全國最早一批研究、設計并試點小額信貸扶貧和貧困村基金,其中試點的貧困村基金模式五年后被國務院扶貧辦和國家財政部在全國推廣

  自1980年代中期我國開展大規模扶貧,趙俊臣即投入扶貧研究之中,先后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課題《云南多民族特困地區脫貧致富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昆明版)、省政府課題《云南省41個貧困縣脫貧致富戰略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昆明版)參與國際合作扶貧項目等,組織召開全國扶貧理論與實踐國際研討會。他在扶持貧困者的眾多措施中,發現并力促成效最好的小額信貸扶貧到戶。小額信貸原由孟加拉國鄉村銀行穆罕默德·尤納斯教授1980年代初創立,由此,尤納斯教授與孟加拉鄉村銀行共同獲得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及包括世界糧食獎在內的多個國際榮譽。1984年杜曉山教授團隊第一次引入在中國試驗成功、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等國際組織以及云南等省區相繼試驗也獲得成功,1997年初中共云南省委副書記王學仁考察決定引進孟加拉國小額信貸扶貧到戶模式,在全省25個貧困縣鄉試點。根據省委要求,趙俊臣組織研究所全程參與:一是代省政府起草3個實施文件;二是負責兩個鄉的試點指導;三是編寫小額信貸扶貧到戶的培訓教材,以《小額信貸:扶貧攻堅成功之路》(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一版、1998年11月二版),省委原副書記王天璽作序;承蒙全國著名反貧困專家陳吉元、劉文璞、牛若峰、康曉光、汪三貴及何耀華、戴治坤、李國華、羅榮淮等,分別在《光明曰報》、《云南日報》、《云南社會科學》、《云南經濟研究》等報刊上發表了評價文章;四是組織全省連續5期培訓班的教學工作。該項目的實施,使他和同事深深感到發展經濟學觀點的正確性,即全世界的農民包括貧困農民與富裕農戶、甚至城里人一樣是聰明的、勤勞的、能干的、會合理算計的,而不是愚昧的、懶惰的、不會合理算計的,他們之所以處于貧困主要是沒有從社會獲得諸如貸款發展的機會,因而扶貧就應該是把發展機會真正送達到他們手里。

  之后,趙俊臣又與何耀華、胡正鵬、穆文春合作的《小額信貸扶貧到戶在云南的成功實踐》(《云南社會科學》1998年第6期),與宣宜合作的《貧困農戶為什么歡迎小額信貸扶貧到戶》(《紅旗文稿》2004年第23期),論文《小額信貸是怎樣“真扶貧、扶真貧”的》(經濟學消息報2006年6月2日)等認為,小額信貸扶貧到戶之所以能夠瞄準絕對貧困農戶,在于它設計的特點:不需抵押,免除了現行扶貧貸款需要擔保、抵押等金融機構的繁瑣作法;5戶聯保,保證了醒目成功并不賴賬;農戶整借零還,減輕了償還本息的困難;資金快貸快還,快速周轉,相應增加了扶貧貸款總量。

  1999年,趙俊臣和同事羅榮淮、宋媛受委托,對香港樂施會資助的《云南省師宗縣婦聯實施的小額信貸扶貧》項目進行評估;2000年,應邀向荷蘭援華項目辦公室提交《荷蘭政府援滇自然保護區建設與社區發展項目(FCCDP)引入小額信貸咨詢建議書》;2003年10月10日和2007年月,兩次受 UNICEF云南省項目辦公室委托,和團隊成員對其援助云南貧困地區社會發展項目進行評估。

  2000年起,趙俊臣申請成功并主持全球環境基金(GEF)/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資助的行動研究項目《中國云南省山地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保護市范項目(YUEP)》,在云南省的2個貧困縣、6個鄉、48個村,成立了46個社區村民組織,由村民組織運作48個村民基金,基金按小額信貸的模式放貸,農戶項目成功率95%,按期還款率100%。他由此得出結論:農戶特別是貧困農戶的金融誠信度非常高的理論結論。

  2004年9月9日,趙俊臣與UNDP北京辦事處、美中環境基金、中國社會林業網聯合,在北京新大都酒店召開“YUEP項目國際推介研討會”。項目創造的社區保護與發展基金等經驗,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局內參《經濟動態》2004年第223期報中央;中央電視臺12頻道“西部新聞”、上海東方電視臺第一財經頻道、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辦的《學習與研究》、人民日報、云南日報、工人日報、春城晚報先后報道。

  他組織的多篇項目理論總結在學術刊物發表:與宣宜合作《貧困農戶為什么歡迎小額信貸扶貧到戶》(紅旗文稿2004年第23期):《靠誰管理社區,靠誰保護環境——一個成功的以村民為主體的社區共管組織案例》(中國改革 2005 年第11期);與羅榮淮合作《貧困村民的民主意識為什么這么強? ——YUEP 項目試驗以村民為主體的社區共管組織的案例》(《云南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與羅榮淮、張體偉合作《聯合國援助云南YUEP項目的行動創新點》(《學術探索》2004年專輯);《誰是自然保護區的保護主體——云南YUEP項目的理論與實踐創新》(《林業與社會》2004年第12卷第3期);《社區村民共管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模式創新——以無量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為例》(《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07年第5期)。

  欣慰的是,自他2000年試點貧困村基金,事隔6年,2006年國家財政部和國務院扶貧辦聯合在全國推行的貧困村村基金。

  四、在全國最早一批引進、研究并試驗社區農戶林業,提出農戶林業的概念

  1990年,云南學者于曉剛、王東方夫婦翻譯出版美國學者約翰•W•布魯斯所著的《社會林業快速評估--林地權屬冋題》一書,標志著國際社會林業理論首次引入中國。1992年,袁德政、鄭寶華、于曉剛編著《社會林業學概述》一書,為國內第一本研究社會林業專著,由于袁德政因病去世、鄭寶華出國留學,趙俊臣幫其整理出版;同時,趙俊臣又與左停、宣宜接著鄭寶華、趙鴨橋完成云南省10個縣的社會林業調查,出版《云南社會林業》(云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4月昆明版)。同年,國際基金會資助、云南省社會科學院農村經濟研究所與云南省林業廳聯合承擔的“中國云南山地林業試驗示范項目”,趙俊臣除了主持項目的實踐外,在宣傳、普及和本土化社會林業基礎理論方面,寫出《云南社會林業學的探索》(《云南社會林業》,云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4月昆明版),《試論鄉村林業的理論指導思想》(《林業與社會》2000年第1期),《社區林業中的村民主體性與村民自治》(載徐國禎主編、李維長副主編《鄉村林業》,中國林業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趙俊臣把中國社會林業學的內容概括為以下方面:(1)當地農民最知道森林對人類的價值,而不是不曉得森林對人類的生態效益;(2)相信農民懂得造林和善于造林,而不是只有地方政府能造林;(3)相信農民能管好樹木,而不是森林樹木管護的敵人。

  2001年,趙俊臣主持的“YUEP”項目,引入國際上先進的社區共管模式,致力于探索以社區村民為主體的資源共管模式。這一模式是以社區村民為主體的所有利益相關者經協商組成自己的組織,按照達成的協議,對社區的自然資源進行有效保護、合理利用、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管理方式。這種共管模式的指導思想是,承認社區村民及其群體是當地自然資源(除法定屬于國家的以外)的主人;充分相信當地村民愿意并且具有管理好本社區自然資源的能力。顯然,自然資源共管模式是對現行的由政府部門管理森林和自然保護區體制的一種改進和創新。

  之后,趙俊臣把社會林業中的社區共管擴展到自然保護區、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國家公園的管理,寫出《集體林地所有權的虛擬性及其解決途徑》(載王洛林主編《面對21世紀的思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5月北京版),《論集體林地使用權的法人化》(云南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論證了把林地使用權“還”給農民的合理性。和李婭、羅明燦調研完成的《云南省內國家公園存在的難題與解決對策》(《云南林業經濟研究智庫》2016年第7期),和李婭合作的《把云南省國家公園新瓶里的“舊酒”換成“新酒”——云南省國家公園管理體制創新研究》(《云南林業經濟研究智庫》2016年第8期),認為:云南省是國家公園最早試點的省份,由于當時國內沒有現成經驗可以借鑒,以林業系統為代表的改革者“第一個”“吃螃蟹”,進行了大膽探索,在許多方面有所創新。對此,應該予以充分肯定。其中有些體制創新的不易,是必然的!建設過程中也碰到一些難題,需要及時破解。

  五、構建以農民特別是貧困農民為需求的現代農村金融制度新體系

  趙俊臣根據自己的實踐和研究,發現中國農村金融最大的缺陷是放棄了為農民特別是貧困農民服務,認為需要重新構建。2007年他申請成功并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課題《西部民族地區構建現代農村金融制度新體系研究》,有多個新發現:一是不同意學界關于“農民金融內因自我抑制”的命題,提出了“農民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巨大,并不存在所謂的內因自我抑制”的新命題;二是不同意學界關于“農村金融利潤低下”的命題,提出了“農村金融可以有較高的利潤空間”的新命題;三是發現地方政府之所以壓制農村金融的主要原因,在于不相信農民的金融能力與信譽;四是提出了把民間金融改造成農民資金互助社的具體方案等。

  由此,趙俊臣初步構建了一個新的現代農村金融制度體系框架,包括以下7個方面:以農民合作金融組織為主體,包括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民間金融等在內的多種所有制金融組織,在為“三農”服務中展開公平競爭;以小額信貸為主要形式,琳瑯滿目的多種金融產品供給大于需求;以上門服務為主體的多種金融服務方式任人選擇;以貸款者互保為主要形式的多種擔保機制代替傳統的抵押擔保;以市場化為主的利率機制隨時調控供求;以“地方政府(縣級)監督為主、國家監督為輔、民間監督為補”的監管體制有效防范風險;以政府扶持為主的良好外部環境。

  他的研究成果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2009年5月至6月項目成果驗收情況報告的“優秀成果介紹”中指出:“這項成果由云南省社會科學院趙俊臣研究員主持完成。該成果對農業銀行、農業發展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郵政儲蓄銀行等現有金融機構的改革進展進行了評述,剖析了云南省農村金融發展存在的問題,初步構建了一個新的農村金融制度理論框架,并提出了把民間金融(例如云南麗江的“話叢”)改造成農民資金互助社的若干建議。”

  他認為,作為現代農村金融的重要組成部分,村民自己所有、自己管理、自己受益的村基金,是我國有特色社會主義的題中之義,把其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就是“村民包括窮人有旺盛的金融需求,有自己從事金融的能力,有較強的金融信用”,建議上升到國家政策的層面,具備普遍推廣的意義。

  六、編撰全國第一部縣域發展戰略學

  趙俊臣對縣域經濟發展戰略的研究,源于他組織與主持的云南省41個貧困縣脫貧致富規劃培訓班,當場具體指導了南澗、永善、巧家、魯甸、鎮雄、劍川、師宗、屏邊等貧困縣脫貧致富規劃編寫。后接受邀請,先后主持了鎮康、雙江、武定、紅河、廣南等縣的脫貧致富規劃研究與編制,以及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縣發展戰略規劃、姚安縣經濟社會發展與重大項目預可行性報告研究、楚雄市永安鄉經濟發展總體規劃。

  為總結縣域發展戰略研究成果,他編撰了專著《縣域發展戰略學》(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北京版)。全書共12章,即縣域發展戰略學的概念,戰略產生的根源,戰略特征,戰略理論基礎,戰略依據,戰略指導思想,戰略目標及預測,戰略發展步驟,戰略對策,戰略評審、立法與監測評估,縣域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等。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求是雜志原總編輯王天璽在為本書作的序言指出,該書有兩大特色:一是對“縣域發展戰略學的研究對象、產生根源、戰略依據,戰略特征、戰略思想、戰略目標、戰略重點、戰略步驟和戰略對策等主要構成部分”,“進行逐一地深入分析,從而形成嚴密的科學體系”;“在構筑理論框架體系的同時,總結縣域發展戰略研究與制定的經驗,篩選出簡便可行的方法,作到了理論與方法的有機統一,是本書的又一個顯著特色。”

  (本文作者:左停,曾任云南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后調中國農業大學國家鄉村振興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鄭寶華,曾任云南省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二級研究員;康云海,曾任云南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二級研究員;董棣,曾任云南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二級研究員;張體偉,曾任云南省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二級研究員;趙鴨橋,曾任云南省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后調云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三級教授;宣宜,曾任云南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三級研究員;宋媛,曾任云南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秘書、三級研究員;韓博,云南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

來源/作者:經濟研究所 責任編輯:張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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