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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利君、 黃德凱: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印命運共同體構建

時間:2021/6/3 17:39:01|點擊數: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調整步伐加快,重心不斷向新興國家和亞洲國家轉移。中國和印度作為新興大國,又是亞洲重要國家,無論是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還是在推動雙邊和多邊合作、維護新興國家和亞洲國家利益方面,都存在廣泛合作的基礎,具備了構建中印命運共同體的基礎和條件。然而,中印之間面臨的政治互信基礎薄弱、戰略共識單一、邊境爭端以及貿易脫鉤等問題,也成為阻礙構建命運共同體的不利因素。對此,中印兩國應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放下成見,消除誤解,做大共同利益,增進兩國共識,積極構建命運共同體,共創美好明天。

  正文

  近年來,中印兩國經濟快速發展,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的重要力量,兩國關系和經濟合作備受世界關注,但由于政治互信與疑慮遠未消除,雙邊關系卻起伏不定,嚴重影響了雙方合作的深化。特別是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和邊界問題的影響,印度對中國發起了多輪“猛烈攻擊”,兩國關系降至“冰點”。而中印又是相鄰的兩個大國,經濟互補優勢明顯,共同利益眾多,攜手合作、共同發展,將對兩國、亞洲及世界產生深遠影響。兩國關系長期僵化和“經濟脫鉤”并不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這需要雙方貢獻智慧,傳承友誼,共謀發展,盡快恢復相關合作,積極推動中印關系的轉圜。盡管疫情面前,中國是較早向印度明確提出支持和支援的國家之一,中印關系全面改善還面臨許多困難,但從長遠和大局看,兩國需要調整心態和相關政策,不斷消除疑慮,化解分歧和矛盾,增進合作共識,深化各領域的合作,做大共同利益,促進共同發展,進一步提升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為構建命運共同體做貢獻。

  一、命運共同體的內涵

  (一)命運共同體的概念

  共同體是因某種相同關系而形成的一個群體,包括地緣、人緣、血緣、文化、利益、民族、宗教、價值理念或行為等,其范圍可大可小,不同的人、部門、企業、城市、地區、國家可參與多個共同體,且共同體會隨環境變化而變化,其效應也有正效應和負效應。例如民族共同體是因為民族而結緣,利益共同體是因為利益而形成,衛生共同體是因為共同應對公共衛生難題而構建。命運共同體是一種理想或高級目標,在這一群體里的人或國家需要為其目標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共同奮斗。

  當今世界是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相互間的聯系日益緊密,相互依賴程度增加,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的趨勢明顯,人們對“地球村”“全人類”的總體認識進一步提升。與此同時,雙邊問題、地區問題以及全球性問題凸顯,這些挑戰與世界所有人休戚相關。在這樣的背景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應運而生。“人類命運共同體,顧名思義,就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系在一起,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生于斯、長于斯的這個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現實。”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2015年9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發表了題為《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伙伴,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講話。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進一步闡述了其內涵,并提出亞洲命運共同體概念。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了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演講,詳細闡釋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愿景與實施路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際社會要從伙伴關系、安全格局、經濟發展、文明交流、生態建設等方面作出努力。堅持對話協商,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堅持共建共享,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堅持合作共贏,建設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堅持交流互鑒,建設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堅持綠色低碳,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這說明習近平總書記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其他命運共同體的內涵有很大不同,強調人類共同利益,秉持合作共贏的核心理念,共同積極解決事關人類命運和前途的大事,促進人類共同繁榮發展。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也強調,要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積極營造良好外部環境,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可見,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各類命運共同體的最終目標和最高階段。

  盡管命運共同體的內涵十分廣泛,但具體來說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即“講信修睦(政治上)、合作共贏(經濟上)、守望相助(安全上)、心心相印(文化上)、開放包容(對外關系上)”。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協商,講信修睦、協和萬邦,將各國發展相融合起來,攜手開創外交合作的新局面,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經濟上,堅持開放合作、互利共贏,把蛋糕做大的同時也分好蛋糕,打牢命運共同體的物質基礎;安全上,安危共擔,攜手合作,守望相助,構建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實現持久安全的共識與成果;文化上,心心相印,命運相連,攜手同行,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增進相互理解和包容,鑄造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共同體;對外關系上,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以開放包容心態發展對外關系,建設國際交往的新文明觀。通過頻繁地互動和交流合作,建立利益基礎,激發責任擔當,樹立共同體意識,最終形成命運共同體。除人類命運共同體外,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先后提出了“亞洲命運共同體”“上合命運共同體”“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中巴命運共同體”“中越命運共同體”“中老命運共同體”“中緬命運共同體”“中柬命運共同體”等。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后,得到國際社會廣泛認可、回應和支持,還寫入聯合國相關決議。

  印度作為中國的鄰國、大國,兩大文明在歷史上就相互交流互鑒,促進彼此發展。中印建交70年來,印度也強調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還在建交后共同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促進了雙邊關系不斷發展。目前,印度仍然強調多樣性,相互尊重、平等對話、友好合作、和平發展、共同繁榮進步。印度總理莫迪也主張加強文明交流與互鑒,各國和諧相處。他在2018年1月23日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指出,“我們要共同的打造這樣的一個世界,不應該是分化的世界,不應該讓分化有存在的余地,我們一定要消除歧見,消除那些完全不必要的戰爭”。這與習近平總書記倡導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有相通之處。

  近年來,雖然中印關系起伏不斷,但構建中印命運共同體的聲音一直都存在。中國駐印度前大使羅照輝(現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就指出,“中印攜手同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外交理念相通、哲學意蘊類似、歷史基礎牢固和現實需要緊迫等諸多良好條件”。印度前總理曼莫汗·辛格于2004年10月19日在第三屆印度-東盟商業峰會上就提議成立亞洲經濟共同體。近年來,印度尼赫魯大學中國與東南亞研究中心教授狄伯杰多次指出,“一帶一路”將從根本上促進雙邊、地區甚至跨地區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旅居美國的印度籍華人學者譚中也表示,“兩國是時候同心協力打造中印‘命運共同體’了”。2017年譚中先生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再次說,中印應是文明共同體,甚至命運共同體。印度外交部前部長蘇什馬·斯瓦拉吉說,中印可通過“文明紐帶”,共同領導亞洲并迎來新的亞洲世紀。這說明中印可以平等互利和可持續的方式,妥善管控有關分歧,增進彼此了解和信任,全面推進中印各領域的合作,構建更加緊密的發展伙伴關系,促進中印關系步入平穩向好的新階段,逐步實現共建中印命運共同體。

  (二)命運共同體的目標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是“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但從實踐的角度看,命運共同體構建可以分為短期、中期和長期目標,即:利益共同體目標、責任共同體目標和情感共同體目標。首先,命運共同體構建的短期目標是擴大利益連接,達成利益共識,共享合作利益,促進經濟深度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這是共建命運共同體的物質基礎;其次,命運共同體的中期目標是激發責任意識和擔當,相互支持,扶危濟困,展現大道之行的擔當,構建起“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為命運共同體提供保障;最后,長期目標是建立共同的情感,“相由心生”,有情誼和溫暖地做事,共同協商,互幫互助,同舟共濟,互相促進發展,為共同目標追求形成共同的理念、情感、價值與信仰,凝結成共同的精神追求。

  在國與國雙邊命運共同體構建中,同樣可以分階段實現目標。第一步,推進全方位合作,在謀求自身發展的同時關切他國進步,在共同發展中實現互利共贏,拉緊雙方利益紐帶。第二步,增強合作凝聚力,強化問題的解決意識,盡量避免相互間的矛盾與爭端產生,增進互信,攜手應對挑戰,合力化解各種威脅,共同承擔責任。第三步,在國際合作的互動過程中,講究規范和標準,提高合作效率,增進人緣情感,迸發出蓬勃生機與活力,展現美好前景。

  由理念轉化為行動、由愿景轉變為現實。中印命運共同體既是兩國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兩國共同利益的體現和共同價值的追求,還是兩國關系發展的最終目標。其建設也應遵循從利益到責任再到情感共同體目標的建設路徑。通過推進全方位合作,實現共同利益的搭建,夯實命運共同體共識,在雙邊、地區和國際層面相互給予理解和支持,在相互交往與合作的過程中,建立起日益緊密地聯系,形成命運共同體,共創更加繁榮美好的明天。

  (三)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路徑

  從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層次看,也可將命運共同體分為“三個層面”。第一是構建國與國之間的雙邊命運共同體,第二是構建區域命運共同體,第三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三個層面的共同體可通過三個階段來完成。對于雙邊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亞洲論壇發表演講時指出,需做到四個堅持:堅持各國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堅持合作共贏、共同發展;堅持實現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發展的安全;堅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鑒。這為構建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全新的建設思路,也為雙邊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指明了方向。具體來看,雙邊命運共同體構建的路徑主要有三個,分別是外交路徑、發展路徑和綜合路徑。外交路徑主要是通過外交手段來實現命運共同體的目標,例如通過簽署合作協議、構建高層次磋商和交往機制、建立合作框架或國際組織等方式,不斷把國與國之間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為推動多雙邊形成命運共同體做貢獻。發展路徑就是堅持互利共贏、共同發展。共同發展是構建命運共同體的核心內容,也是構建命運共同體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增加獲得感、增強發展動力、增進團結的動力。共同發展與共享發展緊密相關,其主要內涵是共建共享,以共建推動共享,以共享引領共建,營造共同參與、個個盡力、共同享有的發展環境。西方傳統意義上的發展路徑是指相同或相似的發展道路,或資本主義道路或社會主義道路,而命運共同體摒除了傳統意義上的發展道路選擇,在發展道路上強調“求同存異”,更加注重共建共享的發展,既追尋自身發展,又尋求共同發展,還推動共享成果、共同富裕,以助力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綜合路徑指的是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安全和生態等多領域的宏觀規劃和總體布局。命運共同體組成部分職責均衡、內外兼顧,把自身利益與全球利益集于一體,把國家前途與未來福祉融為一體,以整體意識作為出發點,立足于集體行動,根植于命運共同體的實踐路徑。

  中印命運共同體構建不僅僅局限于外交路徑,也需要發展路徑和綜合路徑的加持方能實現。中印建交70年來,兩國就政治、經濟、文化、安全、外交等領域簽署了多項合作協議,為構建中印命運共同體打下了物質基礎。可中印兩國選擇了不同的發展道路,當中國向印度提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倡議時,印度不但兩次都沒有參加“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耽誤了中印共同發展的契機,而且還反對其他國家參與共享中國發展紅利,使得中印構建命運共同體的裂痕進一步增大。事實上,中印只是在部分領域開展了合作,在某些領域中印之間還存在分歧和矛盾,并且印度對中國的發展道路以及崛起存在疑慮,這使得中印兩國構建命運共同體的發展路徑還有較長的路要走。從綜合路徑來看,中印兩國也只實現了部分領域的合作,尚未就中印兩國的總體規劃及前景進行深層次的探討和布局,在兩國交往過程中,把自身利益置于共同利益之上,將眼前利益擺在比長遠利益更高的位置,甚至在地區、國際行動中出現不同聲音和步調不一致情況,這讓中印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前景愈加暗淡。

  二、新冠肺炎疫情下構建中印命運共同體的基礎及路徑

  截至2021年5月,新冠肺炎疫情還在全球蔓延,印度衛生部5號公布數據顯示,印度累計確診病例超過2066.51萬,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持續14天超過30萬例。印度成為繼美國之后,全球第二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過2000萬例的國家。天疫情改變世界格局,也改變中印關系發展態勢。在新的疫情背景下,中印需要重新認識構建命運共同體的基礎與路徑。

  (一)傳統友誼是中印命運共同體的情感基礎

  中印傳統友誼深深扎根于深厚的歷史沉淀之中。中印作為文明古國,其歷史文化有許多相似相同之處,除了對各自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弘揚之外,其歷史文化倡導和平,特別是中國的“大同”思想與印度的“梵我如一”的內涵相似,形成了千百年來的情感共識,也鑄就了互融共通的理念。從玄奘前往印度學習佛法知識,到近代中印兩國共同為殖民斗爭而奮斗的光輝歷史,就爭取民族解放運動開展相互關懷、相互支援,再到獨立后中印兩國在和平的基礎上開展對話和交流,兩國領導人高屋建瓴,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思想,造就了“中印親兄弟”(Hindi-Chini Bhai-Bhai)的情感。21世紀以來,中印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近年來還建立起了中印兩國領導人非正式會晤機制,這進一步深化了雙方各領域的合作,促進了彼此經濟社會發展。兩千多年以來的互尊互鑒,交相輝映,譜寫了中印友好交往史,保證了兩國友誼延綿不斷和不斷鞏固。在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今天,中印兩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不斷增加,可在許多領域發揮關鍵作用。如果兩國從傳統歷史友誼與經驗中汲取經驗和教訓,可攜手構建相互尊重、公平公正和合作共贏的國際新秩序。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中國與印度一直保持著密切的溝通與合作,及時同印方分享防控和診療方面的經驗。中國暴發疫情后,印度向中國武漢捐贈了15噸抗疫物資。印度暴發疫情后,中國向印度捐贈了防護服、口罩、手套、護目鏡等醫療物資,通過亞投行向印度提供12.5億美元(約88.4億元人民幣)的貸款幫助印度應對新冠病毒。同時,馬云基金會、阿里巴巴基金會、小米、抖音等企業或基金會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幫助。如小米向印度捐款1.5億盧比、10萬個N95口罩,抖音向印度捐贈了價值10億盧比醫療救助物資等,還對于印度撤僑以及在中國采購醫療物資提供生產、運輸、清關等環節的便利。可見,中印兩國深厚的傳統友誼,成為構建兩國命運共同體的情感基礎。

  (二)經貿合作是構建中印命運共同體的利益交匯點

  中印經貿合作近年來步入快車道,不斷提升的貿易額和投資額成為互利共贏的重要方式,這也成為中印命運共同體的立足點。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中印兩國的經濟發展戰略高度契合且優勢互補,合作空間巨大。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印度推出若干重大經濟改革舉措,擴大外商投資范圍,增加資金扶持企業,拉動內需,刺激經濟復蘇。這與中國疫情防控期間實施寬松的財政政策(減稅降費、擴大政府支出等)、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穩住宏觀杠桿率等)、促進貿易(增加出口退稅、減少企業負擔等)、擴大對外開放和推進互利共贏的戰略不謀而合。實際上,中國已經是印度第一大貿易伙伴,印度也是中國在南亞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兩國經貿利益深度交融,日益緊密。2019年中印雙邊貿易額達928.1億美元,中國企業對印投資1.9億美元,中國企業在印新簽工程承包合同額51.7億美元。目前,有超過1000家中國企業在印度投資,為印度創造了超過10萬個就業機會。中國知名科技企業華為、小米、聯想等紛紛前往印度投資,而越來越多的印度藥品、電影、軟件等也進入到中國市場。從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構建來看,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長期飽受國際經濟不平等和差別對待,中印等新興國家的崛起改變了國際經濟結構,重塑和重構更加公平公正的國際經濟新秩序成為中印兩國共同努力的方向。無論是雙邊貿易聯系還是國際經濟合作,都擁有共同的利益,作為印太地區的兩大重要經濟體,未來構建雙邊命運共同體的前景可期。

  (三)構建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是中印兩國的共同責任

  中印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不僅需要維護兩國間的和平,而且更需要加強地區與國際和平穩定環境的構建和維護。打造責任命運共同體是建立在兩國共同利益的基礎之上的,雙方都不希望其他外部條件和事務破壞這種利益基礎。責任命運共同體的動力來源于共識和共同利益。由于中印發展需要和平穩定的周邊與國際大環境,兩國都愿為此做出努力和貢獻。隨著國際權力結構體系的變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現,加速了國際權力的變局,國際不確定因素陡然上升,不穩定因素層出不窮,這給中印發展所需的和平與穩定的國際環境相背離。已有和新出現的不穩定因素相互交織在一起,共同給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地區與國際和平穩定帶來了巨大挑戰和威脅。從前者來看,國際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單邊主義等不穩定因素持續在發酵;從后者來看,國際地緣政治博弈加劇、新冠病毒大流行、民粹主義勢力抬頭、國際軍備競賽上升勢頭明顯,給國際和平與穩定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和威脅。而且許多安全問題在兩國周邊地區爆發,其引發的地區沖突、邊境爭端、恐怖主義等安全問題相繼接踵而至。由此看來,中印兩國作為新興大國,既有責任也有義務維護國際和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四)兩國高度重視且都有意愿加強雙邊關系為中印命運共同體建設提供了契機

  盡管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的中印關系出現了一些波瀾,但兩國高層一直非常重視彼此間的關系,并有意通過對話溝通的方式解決雙邊問題,繼續加強兩國關系。在2020年中印建交70周年之際,習近平主席同印度總統科溫德互致賀電時指出,中方“高度重視中印關系的發展”,愿同印度一道“推動中印關系邁上新臺階”。對此,科溫德也表示,“愿同中方共同拓展和深化更加緊密的發展伙伴關系”。與此同時,2020年7月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王毅在與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通電話時達成共識,即“維護和推進兩國正常交往合作,避免采取將爭議擴大化、復雜化的做法,共同維護中印關系大局”。這為兩國進一步提升雙邊關系,夯實合作基礎,達成新共識,打造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契機。

  三、新冠肺炎疫情下構建中印命運共同體面臨的挑戰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國際社會發生了巨大改變,也給國際關系帶來新的變化。一些本來關系良好的雙邊關系,卻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由好轉衰,不斷觸及冰點;而一些原本陷入僵局的雙邊關系,因為疫情由陰轉晴。同樣地,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印關系從“強有力發展勢頭”到“跌至谷底”;從“未來可期”到“前景堪憂”;從“龍象共舞”到“龍象獨行”“龍象爭斗”……經歷了從高處向低谷的變化過程。這給正處于中印命運共同體構建的關鍵時期而言,無疑是巨大的挑戰。

  (一)政治互信基礎薄弱,抗風險能力低

  命運共同體構建的主要特征是強有力的政治互信,并且能達成共識,形成一致行動,具有較強的抗風險能力。不會因為外部條件和環境的變化而發生改變,更不會因為雙邊問題導致命運共同體破碎。事實上,盡管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中印關系保持著良好的發展勢頭,兩國政治互信不斷增強,雙邊互動愈加頻繁,利益與共識得到提升,并產生了積極結果。但客觀看,中印政治互信的基礎薄弱,即使一段時間得到提升,但仍然不足,這使其成為影響中印關系進一步發展的最大障礙。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影響中印政治互信的問題持續不斷發生,讓本就脆弱的中印關系隨即走向低谷。首先,“中國擴張論”在印度泛濫,鼓吹者從政治制度、“一帶一路”以及邊境爭端等地緣政治角度出發進行論證。除了遏制和干擾中國、損害中國形象外,還不斷刺激印度民眾對中國的不友好,增加對華不信任感。其次,歷史遺留問題持續發酵,進一步弱化了印度對華信任基礎。隨著中印兩國的崛起,民族自信心的增強,邊境爭端和1962年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等歷史問題仍然對雙邊關系產生巨大影響。最后,中印存在結構性失衡,使得雙邊關系發展形勢更加錯綜復雜,戰略互信缺失加重。這些問題直接導致了中印關系在這一時刻由高走低。當印度暴發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其媒體和民眾就被西方媒體所誤導,用“武漢病毒”替代“新冠病毒”,不斷傳播對中國不友好的聲音。而當中印邊境沖突事件報道出來后,印度又掀起了一波“反華潮”,從增兵邊境、兩軍對峙,到抵制中國產品、拒絕中國投資,再到封鎖中國手機軟件等,中印政治互信一步步地降低,直至低點。中印關系在內外部風險面前一舉被吹破,沒有任何抗風險能力。面對新冠病毒,只有指責和刁難,而不是攜手共同抗疫;面對邊境爭端,只有劍拔弩張,而不是和平解決;面對外界誤導,只有跟風,而不是極力反對和避免。中印共同應對風險和挑戰的能力較弱,這對本就脆弱的中印關系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二)戰略共識有限,共同利益缺乏

  命運共同體構建的首要基礎是戰略共識,而且要隨環境變化不斷擴大戰略共識的內容和范圍,并在戰略共識的基礎上開展戰略合作,搭建共同利益,形成利益共同體。構建中印命運共同體需要從改善雙邊關系入手,從構建伙伴關系開始,逐步形成廣泛的戰略共識,推動兩國關系不斷發展,從而為構建命運共同體提供動力。盡管中印早在1996年就建立了“面向21世紀建設性伙伴關系”,2005年升格為“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系”。在此基礎上,2013年兩國又重申了推動兩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向前發展的決心,以及有意推動中印戰略合作伙伴關系邁上新臺階。但意愿與實際并不相符,戰略共識仍然有限。以政治共識為例,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印關系形成了“健康穩定發展”的政治共識,“龍象共舞”成為中印關系的主要特點。其間,兩國戰略共識的范圍持續擴大,中印關系的定位不斷取得突破,戰略對話機制基本形成,分歧與矛盾得到了有效管控;以經貿為核心的地區合作和區域一體化趨勢明顯;人文交流形式和渠道得以創新、拓展,活動精彩紛呈,欣欣向榮;安全合作穩步提升,安全對話和交流頻繁。可“隨著中印實力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國際環境的新變化,加之印度自身的變化,中印關系原有的戰略合作基礎日漸削弱”。中印戰略共識的內容與范圍反而變得愈加狹窄和有限,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已有的戰略共識或是利益基礎消失或是弱化,變得不那么重要;二是在新問題新挑戰面前還沒有形成新的戰略共識。特別是新的戰略共識沒有形成,不能釋放出良好的信號以及深化合作的動力,而舊問題、舊矛盾和舊分歧卻在持續發酵,這導致新問題、新矛盾和新分歧不斷蠶食和侵蝕已有的戰略共識和合作基礎,導致中印戰略共識逐漸弱化。當前,中印在政治、經貿、人文、外交以及安全等不同領域的合作都陷入停滯或是進展緩慢,雙邊共同利益淡化。可見,戰略共識和共同利益不足,給構建中印命運共同體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三)邊境局勢緊張常態化,共擔責任十分困難

  在構建雙邊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因為兩國的關切和側重的利益點不同,會出現各種威脅和挑戰,需要雙方攜手合作,合力化解有關分歧和矛盾,共同承擔責任。近年來,中印先后在2017年和2020年發生邊境對峙事件,對雙方的合作以及心態都造成了巨大影響。邊界問題是影響中印政治互信的主要障礙。當前,中印邊境局勢仍然處于緊張狀態,已成為影響中印命運共同體構建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中印兩國本應共同致力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應對,推動經濟恢復,維護兩國人民的生命財產和健康安全。然而,中印在班公湖、加勒萬河谷發生的邊境沖突事件,把領土爭端問題推向了高潮。盡管兩國為此進行了多輪談判,但成效并不明顯。邊境問題仍然成為橫亙在中印兩國構建命運共同體面前最大的困難和挑戰。中印邊境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問題。由于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并不明晰,特別是在加勒萬河谷一帶地區,因為海拔高,存在季節性巡邏或駐軍,導致中印兩軍常常會在夏季發生對撞,形成邊境對峙。而后,互相指責對方軍隊越過實際控制線,并認為對方的做法給自己的主權和安全帶來巨大的威脅和挑戰。而要解決此問題牽涉許多問題,這使得兩國在處理邊境問題上十分謹慎。其次是爭端解決方式問題。邊境爭端主要通過友好協商、達成和解的方式進行,而中印時常發生邊境對峙甚至是沖突事件,導致邊境問題不斷升級,其影響和外溢性隨之擴大。加上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增加了印度對中國的信任赤字。第三是對待邊界問題的態度問題。由于邊界問題復雜,暫時不能解決的一般都先擱置爭議,而近年來中印加強了在實控線附近的軍事部署,致使邊境軍備競賽的火藥味越演越濃。每當中國在邊境地區進行常規部署或開展常規活動時,印度方面都尤為敏感,并不斷作出調整和部署,以激進方式對待邊界問題。從山地師擴兵,到邊境地區修建鐵路、公路和機場,再到購買火炮和戰機等。不僅如此,印度方面還監控中國在西藏地區的軍事部署和軍事活動。例如在2020年8月,印度媒體就爆出印度機構正在密切監視七個中國軍事空軍基地,聲稱在過去幾個月的軍事活動有所增加。最后是兩國解決邊境爭端的時間路徑不同。在中國看來,“和平擱置爭端在推動中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過程中可發揮積極作用”,而印度方面則希望積極推動中印邊境爭端的解決。因此,中印“邊界糾紛難以在可預期的中近期內妥善解決,武裝共處下的和平并伴有可控的,低烈度的局部危機將是中印邊境地區的常態”。在此情況下,雙方都需要保持克制,共同維護邊境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是兩國應該承擔的責任和義務,任何一方都不應首先挑起矛盾,從而避免對峙和沖突事件進一步升級,以便為構建中印命運共同體創造和平與穩定的環境。但現實中,印度對邊界問題十分敏感,媒體及一些政客經常炒作,極易推動政府采取過激行為。

  (四)對華強行經濟脫鉤,削弱共同命運的基礎

  當前,民粹主義回潮,國際民族主義盛行,經濟保護主義不斷加碼。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逆全球化行為和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經濟“脫鉤”措施層出不窮,以互利共贏為核心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印度一些政客跟風炒作經濟民族主義,鼓吹全球產業轉移,推行經濟與貿易脫鉤的逆全球化政策,掀起抵制“中國制造”的熱潮。首先,鼓吹產業從中國向印度轉移。在疫情防控期間,不顧疫情的嚴峻形勢和順應國際合作的大趨勢,不顧國際道義,不計他國民生,把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看作是印度崛起的機遇,毅然尋求發達國家把產業從中國向印度轉移。其次,跟隨美國進行產業鏈“脫鉤”。印度不僅對其國內開展抵制“中國制造”活動推波助瀾,而且還禁止中國App在印度的應用,無故取消商業合同,加強對華投資的審查力度以及抵制中國人入住酒店等,擬建立所謂“去中國化”的本地供應鏈。其三,繼續推行貿易保護主義。中印作為世界重要經濟體,雙邊貿易不平衡,兩國貿易結合度低。“近年來中印雙邊貿易發展緩慢,2001—2018年間,中印雙邊貿易雖然取得了突破性成績,但和兩國體量相比仍顯貿易水平較低”,新冠肺炎疫情不僅讓本就不高的雙邊貿易額面臨大幅回落風險,而且兩國經貿單向性流通仍然難以改變,貿易結構失衡問題仍然突出。2020年1—9月中印貿易額為604.9億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3.1%。其中,中國出口451.8億美元,下降19.7%;出口153.1億美元,增長14.6%。印度貿易逆差約300億美元。其原因是印度長期采取貿易保護主義行為,對外開放不夠,經濟結構畸形,產品競爭力弱,而其發展經濟和人民生活改善需要大量中國產品。例如印度冠以“世界藥房”稱號,生產的藥品在保護主義下以仿制藥為主,但其大部分藥品的原材料需要從中國進口,而其生產的藥品卻鮮有出口到中國。最后,拒絕參加所謂的由中國主導或是中國參與的區域合作框架。當中國發起“一帶一路”倡議時,印度就明確表示拒絕參加,并且抵制中國“一帶一路”建設;當中國與其他國家共同參與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談判時,印度以“保護稚嫩的制造業發展、推進優勢服務出口”為由,采取強硬的談判立場;當2020年11月15日15個RCEP成員國正式簽署該協定時,印度卻拒絕加入該協定。這使得中印兩國在更大范圍內的經貿合作面臨嚴峻挑戰,也讓人增加了中印兩國間的貿易脫鉤從雙邊向多邊擴展的疑慮。印度有意與中國實現貿易脫鉤,主要有兩個方面的目的。一方面抵制中國產品,減少對華貿易投資依賴,降低來自中國經濟的影響,實現對華經濟平衡;另一方面是為了與印度對華戰略遙相呼應,即“遠華近美”。印度單方面采取的經濟“脫鉤”行為,無疑會導致構建中印命運共同體的合作基礎和利益基礎更加薄弱。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一些其他問題也給構建中印命運共同體帶來了挑戰。這些問題主要包括經貿問題政治化、單邊主義、域外力量介入中印關系等。從經貿問題政治化來看,印度加強對華經貿投資的安全審查,以此實現“抵制中國”和鞏固印美聯盟的政治意圖。從單邊主義來看,印度與美國相互保持默契,“印度式”的單邊主義傾向愈加嚴重。例如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印度不顧地區和平與安全,肆意將查謨-克什米爾自治的370條款廢除,成立獨立的兩個邦,強化中央對查謨-克什米爾地區的控制,而這一地區是印巴領土爭議地區,影響中印巴關系。從域外力量介入來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既積極通過各種手段拉攏印度,又積極為印度就中印邊境爭端站臺,試圖讓中印矛盾和問題擴大化,以將中印關系推向深淵。在內外部因素的推動下,中印間的問題和矛盾集中爆發,這使得本就脆弱的中印關系更加惡化,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前景則更加復雜和微妙。

  四、新冠肺炎疫情下構建中印命運共同體的前景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構建中印命運共同體雖然有基礎和相關條件,但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也面臨諸多問題和挑戰。而如果從長遠看,當前的這些問題和挑戰主要是暫時性的,兩國間的分歧和矛盾都是可控的,構建中印命運共同體的前景還是光明的。

  首先,中印兩國都有意愿推動兩國關系回到正軌。只要中印關系不再惡化,攜手加強合作,構建中印命運共同體的基礎都將存在。盡管新冠肺炎疫情下,印度單方面給中印關系及中印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帶來了諸多問題,包括制裁中國企業、掀起民眾反華浪潮、抵制中國投資以及拒絕加入中國參與的多邊合作框架等,但中國都保持了比較克制的態度,并沒有采取反制措施,這不僅避免了中印關系的進一步惡化,和中印分歧、矛盾的進一步升級,而且為中印推動兩國關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礎。從中國方面來看,“中方對中印關系的基本判斷沒有變”。“中國力主與周邊國家實施睦鄰友好政策”,希望同所有鄰國保持長期穩定和友好相處。無論是在和平共處下共同享受全球化帶來的紅利、促進共同崛起方面,還是一起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方面,都能同甘共苦,守望相助。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所說的那樣“中方愿繼續同印方一道,增進政治互信,妥善管控分歧,加強務實合作,共同維護雙邊關系大局”。印度方面也對中印關系的未來發展及改善表現出了善意。2020年8月2日,印度外長蘇杰生接受采訪時表示“實現雙邊關系正常化,是印度歷屆政府對華政策基礎”。同時表示,中印關系“必須發展下去”。可見,中印兩國確保友好關系的初衷和意愿始終沒有改變,一個健康穩定的中印關系才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除此之外,把兩國間的問題和矛盾放在雙邊關系的適當位置,避免問題擴大化、復雜化,縮小分歧和矛盾,通過和平協商的方式處理和解決相關問題,已成為兩國的共識。

  其次,中印兩國都堅持雙邊問題雙邊處理。兩國不僅正視和積極推動解決雙邊發展中的問題,而且避免域外力量介入雙邊問題的方向沒有變。一是中印兩國都正視問題,承認雙邊存在矛盾與問題,分歧與爭端,并認為這些問題不但削弱了中印關系的基礎,而且也將對中印關系的未來發展帶來負面影響。這使得雙方都希望解決這些問題。二是中印兩國都積極推動問題的解決,并且做了很多嘗試。無論是中巴問題、邊界問題,還是貿易不平衡等問題,雙方都建立了多層次的和平協商解決機制。這些嘗試為中印兩國繼續和擴大解決范圍打下了基礎,增強了兩國和平解決的信心。三是中印兩國都堅持雙邊問題雙邊處理的原則。中印兩國都堅信自己能夠解決和處理好雙邊問題,堅持雙邊問題雙邊處理的原則,堅決反對域外勢力介入。即使是邊界這樣的核心問題,雙方都不希望外部力量介入。例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兩國間的新老問題不斷出現,但兩國都堅持“雙邊問題雙邊解決”的原則,堅決抵制任何域外勢力介入中印關系,也不愿借外部勢力插手雙邊問題。當美國試圖插手中印邊境爭端時,印度方面拒絕了特朗普試圖插手中印邊境問題的計劃。對于印巴問題,印度也不愿借美國之力處理印巴關系。可以說,自主解決相關問題成了印度外交的重要舉措。只要中印兩國共同應對相關問題和挑戰,共同變壓力為動力、化危機為生機,并努力推動中印關系朝著和平、合作與發展的方向發展,就能為構建中印命運共同體創造更多契機。

  最后,中印共同目標的基礎仍廣泛和堅實。從戰略來看,兩國對各自的國際定位不謀而合。印度將自身定位為“促進和平與穩定的積極力量,加強全球反恐合作,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而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新興大國;中國是國際共同體中理性且負責任的成員”,是“國際體系與國際秩序的參與者、合作者、現存國際法體系的遵循者、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的塑造者”。這說明印度與中國對自身的國際定位是一致的。并且“兩國都不認為對方是競爭對手”,而是合作伙伴,“通過發展獲得安全”仍是促進中印兩國關系恢復與發展的根本動力。從雙邊來看,中印之間的互補性較強,印度的快速發展需要來自中國制造和投資的助力,而印度具備優勢的軟件、制藥、市場等又是中國與印度加強合作、促進共同發展的重要動力。從多邊來看,中印在“南南合作”、全球氣候變化、構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以及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等領域都存在廣泛合作的基礎。以“南南合作”為例,作為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的代表,中印可通過互利合作,在“南南合作”框架下維護好發展中國家的正當權益,營造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助力各自實現跨越式發展。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印關系的發展更加復雜多變,面臨的困難和挑戰前所未有,要推動中印關系改善和命運共同體建設十分困難,有些人還斷定中印永遠都不可能建立命運共同體。但我們認為,中印共建命運共同體的基礎是存在的,如果雙方從長遠利益出發,從大局考慮,中印是可以進行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即使是在當前疫情背景下,發展中印關系十分艱難,但也需要雙方各層面不懈努力,將疫情危機轉變為推動中印命運共同體建構的契機。因為“利用當下契機推進中印命運共同體建構,對于中印關系的良性發展大有裨益”。為此,應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擱置爭議,聚焦合作。中印邊境爭端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中印兩國就邊境談判進行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可成效并不明顯。邊境爭端仍然成為阻礙中印關系發展的重大攔路虎之一。在這樣的背景下,雙方需要摒棄爭端,擱置爭議,等待時機成熟或者尋求到雙方都愿意接受的方式方法再來解決該問題。目前,需要集中精力達成合作共識,停止挑起邊境爭端,不采取刺激對方情緒、損害對方利益的行動。當爭議發生時不互相推責,而采取和平方式協商解決,以便把主要目標和精力放在如何促進雙邊合作上來。只要不斷擴大合作領域,深化務實合作,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就能減少爭議,提升政治互信,增強雙邊命運共同體的基礎。

  二是增強 “命運共同體”意識。如今中印關系降至低點已成事實,現要積極創造條件,不繼續惡化雙邊關系,并努力推動兩國關系恢復正常化。要開通所有渠道,充分調動兩國各層級各主體的積極性,采取多交流、多對話、多分享、多合作的方式,加強文明交流互鑒,深化雙邊經貿、智庫、人文等低敏感度的交流合作,不斷擴大共同利益,改善兩國關系,增強兩國共同體意識。

  三是推進多邊安全機制建設。“打破傳統安全意識的藩籬,突破冷戰零和思維的束縛,基于共同安全利益,以安全的合作求得合作的安全”。要攜手應對地區安全的現實問題,構建合理的多邊安全合作機制,筑牢多邊安全合作平臺,推進多邊安全領域的務實合作。從普遍安全需求和合作意愿入手,本著符合地區共同利益的原則,把條件成熟的安全領域作為首要合作方向,按照由易到難、循序漸進的客觀規律,推進多邊安全機制建設。把多邊安全合作機制打造成為擴大中印兩國共同安全意識,增強互信和加強合作的重要平臺。

  四是理性看待對方的崛起。中印作為鄰國,共同崛起是當今的時代特征,但需要客觀、冷靜、理性看待對方崛起,不將對方作為威脅或對手,而應作為發展機遇。特別是印度,需要加強與中國的溝通和協調,不炒作“中國威脅”和污名化中國,對中國正常的活動不要杞人憂天,跟隨美國等國家“聯合制華”或插手臺灣、南海等問題。而應妥善處理分歧和矛盾,集中精力加強合作,促進共同發展。

  五是共同構建衛生健康共同體。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還在蔓延,中印兩國要強化相互依存理念,同舟共濟,完善醫療衛生合作機制,加強衛生政策協調與政策對話,分享抗疫經驗,加強抗擊疫情合作,積極推動公共衛生治理,提高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能力。同時,體現擔當精神,主動承擔國際責任,積極參與全球衛生安全治理,共同推進疫情防控國際合作,提供國際援助,打造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

  文章來源:《學術探索》2021年第5期

  作者簡介:陳利君,云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主要從事南亞研究;

  黃德凱,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博士后,四川警察學院助理研究員,             主要從事南亞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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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作者:學術探索 責任編輯:沈宗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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