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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天魁:中國社會學學科自信的含義

時間:2019/12/18 16:38:07|點擊數:

  平等對話、取長補短、包容互鑒,是不同學術之間的相待之道。西方社會學傳入中國120多年來的歷史證明,中西會通必須以古今貫通為前提和基礎,否則就只能是“西方化”。中國社會學史絕對不是西方社會學在中國的傳播和應用史,我們的學科發展應該走古今貫通、中西會通的綜合創新之路。

  1997年,費孝通先生首次提出“文化自覺”概念,其目標指向是回答建設什么樣的中國社會學的問題。正是在提出這一概念的時候,他一再提到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早在20世紀30年代在燕京大學講學時的重要論斷——“中國在戰國時代已由荀子開創了(社會學)這門學科”。2009年,鄭杭生先生提出“理論自覺”概念,主張“破除邊陲思維”,建設“神州氣派、本土風格、中國特質、華夏品位”的中國社會學。2019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法學部和社會學研究所召開了“學科自信:走進世界的中國社會學”討論會。這是一次全國性的專門以學科自信為主題的討論會,是對費孝通提出“文化自覺”、鄭杭生提出“理論自覺”的積極而鄭重的響應。筆者認為,中國社會學“學科自信”的含義包含學科起源和歷史、學科性質和道路,以及學科使命五個方面。

  一、明確中國社會學的起源:確認中國社會學有自己的“元典”——荀子群學

  悠悠五千年燦爛的中華文明不可能在學科上一片空白,全世界最龐大繁盛、復雜而有序的中國社會完全能夠誕生屬于自己的社會學。戰國末期,中華學術達到了歷史上的第一個高峰,中國社會發生了長達500年的空前劇變,形成了極富活力和創造性的士階層,出現了像稷下學宮那樣的人才薈萃的高等學府,展開了世界學術史上罕見的百家爭鳴。而荀子作為儒學的集大成者,作為學術爭鳴的公認領袖,具備了得天獨厚的創立群學這一中國古典社會學的主客觀條件。群學作為合群、能群、善群、樂群之學,與西方社會學在學科內容上“暗合”(嚴復語),在學科結構上“正同”(梁啟超語)。如此燦爛的群學“元典”,足以與誕生晚得多的西方社會學相媲美。這給了我們增強學科自信深厚的底氣。

  二、認清中國社會學的歷史:中國社會學有獨立的綿延不斷的學科史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絕的文明,中國學術有自己獨立的演進史。群學創立至今的2200多年來,雖然經歷了經濟和社會制度的深刻變化,經受了儒道釋從對話到融合的漫長過程,面對了西方科學尤其是社會學的巨大沖擊,蒙受了所謂“荀學衰微”“鄉愿之說”的種種誤解,更不用說對傳統學術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和討伐,但是仍然始終如一地緊隨時代步伐,貼近社會生活,關心民眾疾苦,發出正義呼聲。群學本身也經歷了從秦漢時期的制度化到隋唐宋時期的民間化,再到元明清時期的內向化,以及清末民國時期的被動和主動轉型。在這個漫長而連續的演進過程中,群學形成了極為豐富的概念體系和命題體系,為打開社會歷史發展奧秘提供了鑰匙,為我們今天建立中國社會學話語體系奠定了基礎。說到學術發展,最重要的就是積累規律。群學如此悠遠綿長的學科史,是祖先留給我們的無價珍寶。據此,我們就有了否定“中國本無社會學”之說和挑戰歐洲中心主義的巨大無比的勇氣。

  三、明確學科性質:中國社會學應是堅持科學性與人文性相統一的學科

  費孝通對社會學學科性質的一個重要論斷,就是認為它既有科學性又有人文性。如果要在中外社會學史上尋找科學性與人文性相統一的典范,荀子群學當之無愧是最早的范本。哈佛大學本杰明·史華茲教授認為,不論是說“科學的人文主義”,還是“人文的科學主義”,荀子沒有把科學性和人文性割裂開來,而是堅持二者相統一。我們并不否認,主體與客體分立、行動和結構分裂、理性與非理性對立對于細分的研究具有積極意義。但是,分析的另一面就是綜合,個體歸根結底不能孤立于整體。社會不論多么“客觀”,它都是有意志、有價值取向的人們的行動及其結果。“分析的時代”總要走向“綜合的時代”。尤其是對社會學這一堅持從整體性上綜合地把握研究對象的學科來說,實現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是永恒的主題,在社會學發展的未來階段更是如此。我們有荀子群學這樣的范本,有幾千年的優秀傳統,就可以極大地鼓舞我們實現科學性與人文性相統一的志氣。

  四、選擇正確道路:現代中國社會學不應只是西方社會學在中國的傳播和應用,而應走古今貫通、中西會通的綜合創新之路

  世界幾大文明本無高低貴賤之分,學科發展在一定意義上可有先后之別。在中外學術史上,中華學術長期雄踞領先位置。正如梁啟超所言,在上古和中古,“我中華學術第一也”。我們不以“第一”自居,但也不能甘于落后。平等對話、取長補短、包容互鑒,是不同學術之間的相待之道。不能因為我們在一個短時間內落后了,整個學術傳統就都一無是處了;不能因為要虛心學習西方,中國學術傳統就只能拋到腦后,或者以為尊重中國學術傳統就是“自傲”。西方社會學傳入中國120多年來的歷史證明,中西會通必須以古今貫通為前提和基礎,否則就只能是“西方化”。中國社會學史絕對不是西方社會學在中國的傳播和應用史,我們的學科發展應該走古今貫通、中西會通的綜合創新之路。梁啟超曾經滿懷期望地相信:“安見此偉大國民,不能恢復乃祖乃宗所處最高尚最榮譽之位置,而更執牛耳于全世界之學術思想界者!”“生此國,為此民,享此學術思想之恩澤,則歌之舞之,發揮之光大之,繼長而增高之,吾輩之責也。”身為中國學術的傳人,應該有這樣的學術創新的銳氣。

  五、承擔歷史使命:現代中國社會學應是能夠回答21世紀乃至其后時代的重大課題、平等參與創造“人類道義新秩序”(費孝通語)的社會學

  當今世界處于新的劇烈變動期,人類的命運取決于選擇什么樣的發展道路。1993年,費孝通在《略談中國社會學》一文中說:21世紀,“這個世界還要經過一個戰國時期,全世界的戰國時期。”“我們社會學要在第三個秩序的建立上有所作為。這第三個秩序,即道義的秩序,是要形成這樣一種局面:人同人相處,能彼此安心,安全,遂生,樂業,大家對自己的一生感到滿意,對于別人也能樂于相處。我們必須要造就這樣一個天下,這個天下要看在21世紀里造得出來還是造不出來了。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以這個作為主要的軸心問題進行研究。”在這場關乎人類未來命運的新的百家爭鳴中,中國社會學應該發出強勁的聲音,貢獻中國智慧,提出中國方案。反映14億人意志的中國學術,應該有這樣敢于擔當的豪氣。

  中國社會學學科起源上的底氣、學科歷史上的勇氣、學科性質上的志氣,學科道路上的銳氣、學科使命上的豪氣,共同構成了增強中國社會學學科自信的正氣。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景天魁)

來源/作者: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任編輯:代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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